试论社会关系网络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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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在对比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在形成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收入的提高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加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距,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 幸福感 城镇 农村 
  引言 
  幸福经济学的兴起推动了经济学家逐渐从简单地关注收入决定的效用转变到心理学所倡导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不仅反映了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还反映了居民的心理满足感,因而,主观幸福感能更完整且合理地评判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足感,是一个更好的直接度量居民福利的指标(Frey和Stutzer,2002)。而由于群体间收入水平、社会等级和参照系选择等不同,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显然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居民物质福利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改善。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为居民所平等均享,社会财富的分配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偏差。特别是在城镇和乡村居民之间,由于长期城乡分割以及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城乡福利分配极不均衡,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收入水平或物质福利的城乡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知,带来了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别。 
  早期的调查实践,如《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得出了近八成农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判断。而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面,罗楚亮(2006,2009)利用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的数据展开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一结论是成立的。但其后的观察和分析又颠覆了这一观点,呈现新的迹象。《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称,在200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此后大量的有针对性地调查实践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依托这些调查资料,展开的实证结果是混合的,但总体是倾向于认同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张军华(2011)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比较的60篇文献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在认知指标和综合指标方面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 
  这一结果似乎更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因为从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上来看,城市居民的物质福利无疑高于农村居民。但现代幸福经济学的文献,提醒了我们这一简单的认识并不可靠。特别是Easterlin悖论揭示的“幸福-收入之谜”(“幸福-收入之谜”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 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 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提醒了我们从物质福利并不是可以直接僭越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知。幸福的感知和组成元素是多元的,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际关系等等(奚恺元,2006)。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05),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的语境下俗称“关系”。在本文的概念框架中,两者是对等的),不仅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权力运行的基础,也是重的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李树和陈刚,2012)。在理论上,社会关系网络对居民福利的贡献可能并不仅仅局限在增加就业和收入等物质性收益方面,“关系”还可能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自我认同,通过提高居民的心理满足感从而增进其福利(Crossley和Langdridge,2005)。虽然,社会关系网络被誉为“穷人的资本”(Grootaert,1999),已有研究发现,“关系”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但现实中,富人的社会资本更多(赵剑治和陆铭, 2009),城镇居民也可能由此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的分化或收敛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究竟如何需解答。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在对比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在形成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中的作用。基于本文的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充分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和变量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本研究主聚焦于研究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异,删除带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共获得样本4890个,其中城市样本3118个,占63.8%;农村居民1772个,占36.2%。为了重点考察“关系”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1) 
  式(1)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样本。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μ是随机扰动项。变量Happiness是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Network是衡量居民社会网络的指标,X是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控制变量矩阵,B是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Happiness,来自被访问者对调查问题“整体来说,您觉得您快不快乐?”的回答。我们将调查对象所选择的“很不快乐”、“不太快乐”、“普通”、“还算快乐”和“很快乐”的答案,分别赋予-2~2 的整数。在本文的4890个样本中,回答答案为“还算快乐”的比重最大,在城镇和农村样本中分别占45.22%和39.28%(见图1)。
  对于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度量,本文根据CGSS(2008)问卷中的问题,“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与您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其他人大概有多少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春节期间拜年是创建和维护关系的重手段。因此,本研究采用这一问题来刻画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图2显示,总体来看,有着更高快乐或幸福感知的群体,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更丰富的。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因素,参考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控制的变量主包括收入、社会阶层、工作时间、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等。各指标的选取及本文的定义见表1。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同时采用有序Probit和有序Logit模型,分别对总体样本、城镇居民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进行估计,实证研究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原因,表2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在基于总体数据的模型中,无论是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还是有序Logit模型,“关系”(Network)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通过非生产率的作用渠道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陈钊和陆铭,2009),而且,“关系”还能增进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居民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增强其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因此,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表2中也分别列出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的估计结果。观察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居民幸福感的重作用。在城镇样本中收入(Income)变量系数不显著,且符号不稳定,而在农村居民样本,Incom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结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悬的事实,我们认为这说明,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水平提高能够显著地改善居民的福利,中国农村居民的情况正是如此。但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不再明显,非物质因素例如社会关系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奚恺元,2006)。社会阶层(Class)、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性别(Sex)、年龄(Age和Age2)和教育(Edu)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和总体样本一致,这里不再说明。需指出的是,工作时间(jobhour)变量在城镇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农村居民样本中不显著,这可能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民任劳任怨的习性有关。 
  (二)Oaxaca-Blinder分解 
  借鉴Oaxaca(1973)和Blinder(1973)的方法,可以考察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于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影响程度。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将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分解成两部分 
  (2) 
  等式右边第一项是幸福感差距中能被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数量差异所解释的部分,称之为特征差异;第二项为不可解释的部分,表示具有相同的个人禀赋特征的两组居民由于认知所导致的差异,反映了居民的感知能力差异,称之为系数差异。 
  基于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我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进行了分解,由于两个模型的分解结果一致,本文仅报告了Probit模型的结果,见表3。表3中,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贡献高达138.12%,其中特征差异为10.14%,系数差异为127.98%。这一结果说明,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形成中,社会关系网络扮演中非常重的作用。这不仅在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更在于城镇居民更会享受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感。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统计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显示,收入的提高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的作用。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加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距,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 
  本文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城乡分化和不平等中“关系”的作用,也提醒人们重视“关系”对中国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影响。由于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优势如政治和经济资源用于创建和维护“关系”网络,并且他们更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福利,从而得到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在经济社会转轨和城乡融合的主流背景下,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劣势被放大了。这可能不仅在于农村居民在创建、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利用“关系”获取物质财富能力上的差异,而且也可能是文化冲击和意识调整带来的原有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使得原本建立在地理和血缘基础上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更为脆弱。因此,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需建立一套清晰和公平的规则体系打破“关系”带来的城乡分配不公,更需注重原有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所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形成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融合。 
  参考文献 
  1.Blinder,A., 1973,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s and Structural Estimation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8 
  2.Crossley, A. and D. Langdridge, 2005, Perceived Sources of Happiness A Network Analysi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6(2) 
  3.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148, 1999 
  4.Oaxaca,R., 1973,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4 
  5.陈钊,陆铭.佐藤宏.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9.11 
  6.李树,陈刚.“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8 
  7.梁漱溟.中国文化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8.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经济学(季刊),2006.4 
  9.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 
  10.奚恺元.“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 望,2006.3 
  11.张军华.基于三种幸福感成分城乡比较的元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1.3 
  12.赵剑治,陆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经济学(季刊),2009.1